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考察

最近10多年，中国考古学再度成为世界人文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铜器、礼制建筑等“文明”史迹不断被揭示于中华大地上，给传统文明观中的“中原三代中心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使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世纪末中国考古学上争论最多的一个课题。

在距今6000—4800年间，相当于中原编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是“城”产生的初期阶段。城首先出现于长江中游的澧县城头山，之后扩展到黄河中下游，但也仅见城头山、西山和西康留三座。初城时代已经与简单社会所没有的许多复杂因素共存，但离文明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

1、仰韶时代中晚期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和特权等级的形成，是原始社会组织结构“危机”的体现，表现出社会进步、文明萌芽的根本特点。

初现的城是原始社会的发展、进化在聚落形态上的表现。从外部形态和功能上说，夯土城圈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环壕为特点的大型聚落构筑技术的提高和形态的完善，但这些多为圆形的初城显然又保留了浓重的环壕聚落的形态残余。在应付越发频繁的外部战争、内部冲突中，壕防向城防的转变，聚落的防御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内在结构上，初现的城体现了一种新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半坡、姜寨的环壕聚落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百余座房子分群散布于壕沟以内，墓葬区和手工业区集中于壕沟外，表明氏族或部落的全体成员在这样的聚落单位中基本平等地拥有各自的空间。但在初现的城中，除城头山面积7．6万平方米外，西山、西康留分别仅3．5万和3．4万平方米，比早1000多年的半坡、姜寨聚落还小，原因在于初现的城并没有将原氏族或部落的全体成员圈括在城中予以“保护”，城头山城内出现了大型夯土基址、制陶区和墓葬区——显然城圈内变成了特权阶层从生到死的聚落专利。城防建筑需要巨大的耗费，西山的城中建筑还使用了人、畜奠基，说明权贵利益是建立在牺牲大部分人利益的基础上。

2、作为三代文明重要表征的青铜器、象形文字等与初城同步开源，这既是仰韶时代中晚期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这一时期文明萌芽的象征。

铜器的出现是这一时代技术进步的总体反映。上述初城中尚未找到青铜的直接证据，但陕西姜寨仰韶文化早期残铜片、甘肃林家马家窑文化铜刀、山西源涡仰韶晚期铜渣、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的铜残迹，都早于或相当于初城时代。严文明先生曾将这一阶段称为我国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换句话说，三代文明重要内容之一的青铜文化是同步萌芽于初城时代。

这一时代也是象形文字萌芽的时代。迄今虽尚未在城头山、西山、西康留城址中发现文字的踪迹，但是山东诸城前寨、莒县凌阳河以及最近皖北蒙城尉迟寺多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文，停留在写实、图形化的原始阶段。但是三地共出笔画、结构相同的“日、火、山”形组合字体说明这种文字相当定型，并在很大区域内通用，而且这些陶文还可以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同字。笔者不赞成将这些陶文作为“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的证据，但把它们看成中国象形文字的原始阶段应是不成问题的。目前所见大汶口的原始文字都是单字刻划或涂朱于陶器上，与所在器物的特殊标示有关，尚未发现成句、更无成篇的文字存在，是我国史前社会晚期象形文字萌芽的表现。

由此可见，仰韶时代中晚期是中国原始社会组织深刻变化的时代，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特权阶层筑城自保，中国社会开始朝着建构国家文明的方向发展，青铜器、象形文字、复杂礼制等中国文明特有的景观也同步初现。这些都是中国文明大厦奠基的标志。

距今4700—4000余年间，即广义的龙山时代，迄今已在黄河、长江流域范围内发现近50处该时代的城或相当于城的遗迹，这是中国早期城址的繁盛时代。城址的数量、分布、规模、结构与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熟的文明因素在广泛区域内积淀，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正在中华各地加速形成，中国历史走到了建构文明的最后阶段。

1、以大型城址为中心的“等级群落”结构完全不同于仰韶时代中晚期的初城形态，从形态与结构上说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方国组织形成、氏族部落社会的组织结构濒临解体在聚落形态上的反映。

从总体上说，城防设施的普及，不但是聚落建筑技术的进步，更是对外防御紧迫、对内冲突加剧的客观结果。从城址的外部形态上看，除非客观环境制约，方城已经成为主要的形态，这是龙山时代城的自身形态成熟、摆脱早期环壕聚落痕迹的体现。从内在结构上看，龙山城址是原始社会晚期各大部落集团画地自保、创立方国的聚落形态反映，其中的大城已经初具方国的政治中心——都邑的地位。龙山城址相对集中地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六大古文化区系中，分别相当于我国传说时代至历史早期华夏、东夷、巴蜀、荆楚、吴越等民族集团及其先民的活动区，而不同区系中相继出现的以大型聚落为中心的“等级群落”结构就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实体的考古遗迹。

2、从人们共同体的社会关系上说，以大型城址为中心的龙山群落中的私有制已经成熟发展、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那些占据群落中心、位居高台建筑内发号施令、处于权力最上层的实体首领开始逐步蜕变为方国的“国王”。

迄今所见的50余座先夏时期的城址绝大多数创建于广义的龙山时代，在等级群落单位的中心都修造了面积20～3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城址，石家河城达到120万平方米，尤为壮观，中心城址都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壕、大型高台建筑与祭坛，大型工程的全面实施意味着动用大量的劳动力从事非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蛋壳黑陶、精雕玉器、祭坛里包含的复杂礼仪，表明在手工业、宗教祭祀等领域已经分化出许多满足上层社会特殊需要的专业阶层。如果不是以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为基础，再复杂和强有力的统治机器也很难支配它的社会成员去创造如此辉煌的物质文化成就。社会财富的大量剩余与积累加速了在前一阶段已经出现的私有制更加成熟，并促进了贫富剧烈分化，上层社会敛取了大量的财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龙山时代各中心群落范围内常见大型墓葬，就是在尖锐化的阶级矛盾中从氏族部落社会上层逐步蜕变出来的“领导阶层”或“统治阶级”。

但是，从墓区的形态与结构上说，龙山时代贵族与平民共用“公共墓地”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平等”社会关系的躯壳仍然保留的证据。就是说“贵族”大墓虽具有类似于阶级社会贵族墓葬的特征，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于社会大众之外。这不但是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还没有割断（三代国家中氏族纽带外壳也仍保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原始方国”的“王室”专有墓地尚未建立、氏族社会的社会关系纽带还没有被抛弃。

3、铜器、文字、礼制等中国文明的表征产品在龙山时代也同步复杂化，与国家文明加速成长的形势相吻合。

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铜器的分布比仰韶时代要广泛得多，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至少发现20多处地点，技术和形态也明显进步和复杂化。仅齐家文化中就发现了50多件铜器，器型包括刀、凿、锥、钻头、匕、指环、带銎釜、铜镜等。这表明铜器的使用已经超越了仰韶时代的零星、个别特点，而成为龙山时代的特征之一。龙山时代的铜器有小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所运用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已经非常广泛，但铜容器和商周式的“礼器”还没有发生。

在从刻划符号式的原始文字向成熟的象形文字发展的轨道上，龙山时代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山东龙山、河南龙山、陶寺、石家河、齐家、良渚等文化中都发现了原始文字。龙山时代原始文字较之仰韶时代的成熟性在于两点，一点是单个字体已经超越了仰韶时代写实、图形化的初始阶段，会意、抽象化程度提高，笔画工整、规则，使得龙山时代的原始文字与三代象形文字越来越接近。另一点是龙山原始文字摆脱了仰韶时代单字孤立存在的阶段，出现了多字成行的文句，在从单个符号向记事文字发展的道路上完成了关键的一步。最重要的发现是山东邹平丁公一块龙山陶片上的11个原始文字，三排排列，是龙山时代象形文字已经基本成型的证据。当然，这些文字资料不是国家文明的直接证据，却是中国文明时代前后重要的表征。